失忆：1942之后的中原
文/何书彬 图 福尔曼、白修德
多年以来，关于这一场灾难的档案文件，一直静静地躺在档案室里，除了档案管理人员，“几乎没有人过来打开它们。”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报道把河南大灾的真相呈现给世界，它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让蒋介石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不得不对灾民加以救助。
几个月后，白修德收到了梅根神父从洛阳寄出的信：“自从你走后并且发出了电报，粮食就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到处开办了临时伙房……整个国家都在忙着为灾区募捐，钱正从四面八方向河南涌来。”
无数生命得到了挽救，不过灾荒并没有因之结束，实际上，到了1944年，河南有更多的县城遭遇了蝗灾，但是抗战也在这一年进入了最艰难的时候，随着媒体不再报道河南的灾荒，它也就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接下来，抗战的胜利又使得举国上下进入了一种狂欢的状态中，河南大灾作为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也就永远地成为了过去。
略写的纪年
70年后的今天，电影《温故1942》的拍摄激活了人们对那场大灾的记忆，当《看历史》记者来到河南，许多老人仍可以回忆起他们在当时所遭受的苦楚。
在郑州北郊的花园口，一位叫做陈百铭的老人说，他们家原本住在黄河大堤旁的胡屯，1938年，黄河大堤被炸开后，他家的祖宅被大水冲毁，一家人避难西逃，寄寓在郑州郊区惠济桥的一户亲戚家里。他出生在黄河决堤的第二年，当他逐渐长大，记得事情，饥饿便成了他幼小的记忆里最清晰的画面，“母亲要把我送给别人，父亲不愿意，说死也要一家人死在一起。街面上粮食行的人用簸箩筛粮食，偶尔会有一些粮食粒掉在地上，我就守在旁边，指望着捡一些粮食粒吃。”
其他老人们的回忆也大多和陈百铭的类似，一些老太太说到“难处”，还会忍不住落泪。
但是，如果不是有人问起，老人们平时便很少有机会诉说这些往事，年轻人难以想象那些惨痛的画面，对这些陈年往事也提不起多大的兴趣。
70年的光阴不算太久，但已足以磨灭那场灾难留在这片土地上的痕迹。虽然近年来不时有人呼吁要为那些死难的灾民建一座纪念馆，但这个纪念馆至今仍没有出现。人们所能看到的有关这场灾难的唯一的纪念物，是立于黄河大堤花园口段的“1938年扒口处”纪念碑--从灾难的成因而言，1938年的花园口决堤可谓是1942年至1943大灾荒的起点，大片的黄泛区不仅改变了华北的生态，也使得大批难民不得不背井离乡逃往大后方，在大后方的粮食负担加重的同时，黄泛区撂荒的土地又成为蝗蝻迅速滋生的温床，它们在大旱之后铺天盖地地啃光了河南民众赖以为生的最后一点庄稼。
这场大灾荒所缺乏的不仅仅是实物纪念，在各种版本的中国近现代史书籍中，人们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看不到它的踪影，就是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河南通史》（共四卷，两千多页）中，这场大灾荒所占据的篇幅也只有5页多一些，在体例上则仅仅是第4卷第42章第4节中的一个小节。
也就是说，这场大灾荒很少有机会成为一个单独的研究主题，即便是在少数以这场灾荒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中，作者们所关注的重点也往往不是灾难本身，而是救灾措施或者灾难导致的社会秩序变动等主题。对此，郑州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徐有礼坦陈：“几十年来，学术界对这场灾荒不是没有关注，而是关注范围比较小，比如说我们郑州大学历史系有一门课，讲河南近代史，其中讲到了这场灾荒。”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徐有礼是少数对这场灾荒做研究的学者之一，曾发表过《略论花园口决堤与泛区生态环境的恶化》等相关论文，他指导的研究生也写过涉及这场灾荒的论文，但即便是他也不知道“有谁在专门研究1942”。
徐有礼觉得，以学术界的标准来看，对灾荒过程进行呈现，只是对历史的简单描述，“这是基础，但基础的东西写出来，它难以形成论文。”
失落的中原
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我”：“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饿死许多人！”姥娘：“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的哪一年？”--很多人在读到这一段时，都觉得特别“拧巴”。一场饿死数百万人的饥荒，不管它发生在任何地方，都是值得被永远铭记的，但在河南，竟然“连灾民自己都忘了”，在历史记录中也微不足道。
如果对河南的历史进行考察，我们就很难去责备人们的健忘了。根据历史学者夏明方所作的统计，从1912年到1948年，河南遭受水灾的县数为681县，遭受虫灾的县数为226县，遭受旱灾的县数则高达858县。这些灾难交替出现，并呈现出一定的关联性。科研人员在把涝、旱、蝗三种灾害进行综合研究后发现，水涝发生后，若遇旱年，则极易引起飞蝗的大发生，形成“涝、旱、蝗相继发生的格局”。（吕国强等，《河南省黄河流域历史上蝗灾发生与旱涝关系的初步分析》）
如果把历史的视野再度扩大，发生在河南这片土地上的灾荒就显得更为频繁。仅仅是水患一项，从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黄河决口的次数就超过了1500次，且在唐朝中叶以后呈现出越来越频繁的趋势：从唐中叶到五代的二百多年间，黄河决口36次；北宋160年间，黄河决口超过80次，平均两年一决，中原受害尤其严重；元代近百年间，黄河决溢年份达51年，决口62次；明清500多年间，黄河决口300多次。旱、风、雹等灾害与水患如影随形，“明清的五百年间，河南省发生旱、涝、风、雹等灾七百多次，已是无年不灾，甚至是一年数灾，其间连年不雨、赤地千里的特大旱灾发生了七次，年降水量变差加大，大旱大涝交替发生。”（郭予庆，《河南省地理环境的历史变迁》）
灾患频繁的根本原因在于生态的恶化，一直到唐朝前期，黄河中下游仍是湖泊密布、河流交叉的水乡景象，以洛阳为例，在那时处处都是一片“阡陌逶迤，竹树相映”的景象，但从唐中叶起，由于黄河中游的森林被大肆砍伐，垦殖区进一步拓展，导致黄土高原失去了森林保护，水土流失加快，黄河携带的泥沙在下游大量堆积形成，带来了决溢现象的频繁出现。近代，黄河中下游地理环境的恶化持续加剧，1937年时，河南的森林覆盖率仅为0.6%，仅及历史时期高峰值的百分之一。
中原地带环境恶化的后果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位移至长江流域和大运河沿线，中原遂成为一片“失落的世界”。汉唐时代本是最发达的农业区、最富饶的鱼米之乡的黄河中下游，在近代成为最为穷困落后的重灾区。
清末，当寻访者来到中原时，他们看到的是一片残破的山河。1893年，日本艺术家冈仓天心游历中国，到中原做美术调查，在洛阳，他于黄昏时分登上邙山，心中想的是古人“山上唯闻松柏声”的诗句，然而，“今则连松柏也毫无踪迹，唯独只见荒芜的小山峦”。对此，冈仓天心极为感慨：“古洛阳的遗迹，已久经山河的沧桑变迁，昔日的光景全然无影无踪……”“除却英雄美人墓，中原毕竟是荒原。”
如果说，令艺术家惋惜的是文化的流散，那么，其他人则看到了这种变迁对当地居民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1910年，美国社会学者E·A·罗斯来到黄河沿线考察时感慨到：“树林消失以后，很多美的资源、诗的源泉和激情都干枯了，生活变成了累赘的、可怜的种植粮食、消耗粮食这种周而复始的无味东西。”同一年，《泰晤士报》的记者莫理循也从北京出发，来到河南，并从那里折向西北开始了他的考察之旅，在洛阳一带，令他吃惊的是道路的荒芜和无所不在的肮脏，“我看到道路失修，这是这里的特点……任何东西都不洁净，肮脏得令人吃惊……客栈的院子里有一口井，井口低于地面，院子里流出的水有可能流进井内，汲出的水中就可能有地面的污水。如果是医生，肯定注意到这里普遍流行肺病。所有的人都有随地吐痰的习惯。房屋空气不流通，忽视排水设施，必然会产生肺病。”
就在白修德报道河南大灾的时候，当时的许多老人还可以回忆起之前的一次“年馑”--光绪二年至五年（1876-1879年）的华北大旱，超过1000万民众死于那场大灾，河南同样是那次大旱的重灾区，使得白修德极为震惊的“人吃人”的景象，同样曾普遍出现于光绪年间的大旱中。“起初是劫路杀人吃；后来发展到进家偷人吃；再后来，又出现了买人吃和买人杀肉卖的事；最后发展到吃亲人。”（《光绪三年人吃人》，《伊川文史资料》第三辑）
按照心理学的观点，大灾难发生之后，“在意识到残酷的现实之后，人们会经历一段消沉期，对周围的一切都变得麻木不仁。”从这个角度而言，灾难过多会导致人们的麻木。
白修德自己也感到了这种“麻木”的产生，后来，在两个星期的灾区之行中，他发现了一件让他自己也难以理解的事情：“最让我诧异的是，当我重读着那些过去的手记和每晚写下的旅途日记时，竟变得越来越麻木了。起初曾经是震撼……逐渐我的心也就硬了起来。”（白修德回忆录，《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
白修德还发现，随着他接触灾荒的时间变长，那些活生生的灾民也就变成了一个个的统计数字，“当我后来试图从过去的笔记中认识这场大灾时，发现其中生动形象和有感情色彩的东西越来越少，理性分析和数字统计的东西越来越多。”
仅仅是报道了一场灾难，白修德就感受到如此巨大的心灵撞击，那么，根本无法从恶劣的生存环境中逃脱的普通民众又会如何呢？或许，对灾难保持一定的“钝感”，并将之遗忘，正是经历了太多苦难的人们的无奈之选，不然的话，他们还能怎样？同样是依照心理学的观点，“如果你是个真诚的、易被感动的人，那么你简直无法在现实世界生存下去。”
发现1942
拍完了电影《温故1942》，冯小刚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我们都是一个灾民的后代，往回倒回去我们就是灾难深重的民族。”他觉得，“电影不能让这三百万人复活，但是也许能让他们的死变得有价值。”
对于河南省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来说，那场发生在70年前的灾难，则因为电影《温故1942》而在近来经历了一个“再发现”的过程。
多年以来，关于这一场灾难的档案文件，一直静静地躺在档案室里，河南省档案局保管利用处副处长刘志远说，除了档案管理人员，“几乎没有人过来打开它们。”
这一情形从去年开始改变。负责管理档案阅览室的河南省档案馆副调研员徐莉说，最早是《温故1942》的剧组人员过来查阅档案，随后，诸多媒体紧跟着剧组而来，曾经尘封多年的档案，一时间成为备受各方关注的焦点。
“原来没有这个热点”，刘志远说，电影《温故1942》的拍摄“激活”了人们对这场灾难的记忆。
灾民们不是没有大规模地回忆过这样灾难，但那还是在很多年以前。在上个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忆苦思甜”教育中，一个又一个乡民曾在村里的大会上讲述他们在那些年“遭的难”，控诉“在旧社会蒋介石为了坑害老百姓，把花园口炸开”，告诉年轻人“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旧社会，由于‘水旱蝗汤’四大灾害的影响，全省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为花园口决堤而全家流寓惠济桥的胡屯村民陈百铭，就在上个世纪50年代，经常听到他的一位本家哥哥陈百祥，在“忆苦思甜”的大会上讲述这样一段经历：
1938年，陈百祥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带走，接着被强行编进国军的测量队，从上游的邙山开始，一路扛着花杆沿着河堤向下游测量，寻找最佳的决堤地点，等到刚好走到他的村子旁时，他把花杆一举，测量人员发现，这里的落差最大，最适合放水，就选这里了！炸药声响过之后，豁口越来越大，正对着决口，距离黄河大堤只有500米的胡屯就这样消失不见了。
年轻人听了这样的故事就怒火中烧，痛恨旧社会是如此作践老百姓。如今陈百铭回忆起这些往事，却感到一丝庆幸。
“黄河决堤之前，我家里的条件还是不错的，按照后来的标准能算作地主，如果不是决口，我家就不会家道中落，那样我后来可就是‘地主崽子’了，日子会很难过”，陈百铭说，1957年，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后，他因为“阶级出身成分好”，很顺利地被推荐到三门峡学习水利施工，后来就和水利打了一辈子交道，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又调动到黄委会工作，并在退休后回到花园口老家。
关于“忆苦思甜”的记忆和对大饥荒的记忆交织在一起，也会使得一些老人在回忆1942年时下意识地想到“旧社会”这个概念，在巩义市的杜甫故居旁，83岁的孟淑贤阿婆对《看历史》记者回忆那个时候：“旧社会，打多少粮食吃多少粮食，没粮食就没得吃，那年我虚岁15岁，实际还不到13岁，没有东西吃，把谷子秆都吃完了，街上有人摆着大簸箩卖粮食，但是咱没钱买啊，有人往西安逃难，听说那边地面宽，养人，可咱知道的情况也不多，那是旧社会，封建思想重，不让闺女知道那么多。”
一直在关注这场灾难的宋致新（《1942：河南大饥荒》一书的编者）等人希望能为那些灾民建立一个纪念馆。在出版《1942：河南大饥荒》一书的时候，她写道：“中国人民，河南人民，是否（至少在自己的心头）也应建立1942年河南大灾荒的纪念馆呢？”她举了国外的例子：“为纪念被纳粹德国杀害的600万犹太人，以色列民族在耶路撒冷修建了大屠杀纪念馆新馆，目的是使人们从大屠杀中吸取教训，为未来而承受过去记忆的重担。”
河南省灾害防御协会副秘书长管智光也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是现代中国最大的灾难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灾荒之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想中国人民，特别是河南人民，应该建立一个1942年河南大灾荒纪念馆。”
但是，对于负责保管档案的刘志远等人来说，让他们疑惑的是，人们关注这场灾难的热度到底能保持多久呢？“电影上映后，或许还会有人来查档案，之后还有没有人过来？有多少人过来？那就很难说清楚了”，刘志远说。
曾经是1942年至1943年大饥荒起点的花园口，在如今是黄河沿岸的一个重要景区，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游客来到这里，许多人会在“1938年扒口处纪念碑”下拍照留念，照片上的他们带着镜头前习惯式的微笑，有的人还会做出一个“胜利”的手势，对于以度假为目的游客而言，这里只是一个“在河南，三百万人的死亡被遗忘了”
——刘震云问答录
采访 刘永峰/杨东晓
1992年，刘震云应时任《中国减灾报》执行编委钱钢的要求，为他编辑的《二十世纪重灾百录》撰写一部1942年中国旱灾与蝗灾并发的灾难史。这篇调查作品完成后便是《温故1942》。在刘震云进行第一次田野调查时，这场灾难已经过了50年。刘震云在《温故1942》成稿10年后，再度沿着当年灾民逃荒的路线，进行了长达数年的田野调查。
这场民间记忆打捞，呈现出的是人们对一场300万人死亡灾难的遗忘。300万人--相当于三个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死亡人数。“正是这种遗忘，使我非常的震撼。”刘震云说。他想探究这遗忘背后的原因，还有，人们是用什么方法去对抗这种苦难。
《看历史》：什么动因，使您在1992年开始追寻一场50年前的灾难？这种非虚构历史写作与您此前的小说创作，有着巨大的差别，您当时是如何开始这场历史非虚构写作的？
刘震云（以下简称“刘”）：这件事有它的偶然性，但是它也有必然性。偶然性是朋友要做这件事，让我参与了这件事；必然性是因为我是1942年那场灾难灾民的后代。正是由于这个必然性，才会产生这个偶然的联系。
我觉得真正让我写这个《温故1942》，题材的变化并不重要。是虚构的或者是真实的，我觉得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在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我不知道，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的家乡发生过一场导致300万人死亡的灾难，我并不知道！300万人是什么概念？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死亡100万人多一点。1942年在河南有三个奥斯维辛集中营，仅仅是“缺少”一个希特勒。但是这场300万人的死亡并不是因为战争，而是因为一场旱灾。当时河南的官员调查以后，将罪因归在蚂蚱身上，这就等于蚂蚱是希特勒。
一场自然灾害，（相当于）在河南建了三个奥斯维辛集中营。而我并不知道，这是使我产生极大的好奇心和创作的动力，这是最最根本的。
当我回去调查这件事情的时候，不但我不知道，就是1942年的亲历者和他们的后代也不知道。正是这种遗忘，使我非常的震撼。你看，奥斯维辛集中营，在欧洲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事件。而在我们河南，现在已经把这三个奥斯维辛集中营给遗忘了。
发现了遗忘，就要接着追下去，这不但是一件被遗忘的事儿，而且要追问为什么会死300万人？绝对不是因为旱灾和自然灾害。
肯定会因为别的原因，比如说会因为战争。但是接着你会发现，并不是因为战争。因为当时日本的军队在进攻河南的时候，中国是一个贫弱的国家。为了战争全局国民党就是想把河南作为包袱甩给日本人，甩给日军之后，日本占领军对灾民应该有赈灾的义务。当日本发现这个阴谋之后，就停在河南边境不动了，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政治真空。在这个政治真空中，300万灾民一个一个死去。
这个是我想强调的，在欧洲的话，奥斯维辛集中营是因为政治、因为民族偏见产生的战争。河南这场灾难，是因为政治的真空，这个呢，是我产生的第二层看法。
《看历史》：当时中外对于这一政治真空有哪些不同视角的记载？
刘：在我查到的历史资料中，不管是《时代周刊》白修德报道，还是当时美国驻华使馆的文件或者是河南《民国日报》，你可查一查1944年，日本因为太平洋战争，又重新要进攻河南的时候，5万部队打败了国民党的30万部队。
这300万人是在真空中死亡的，这是与跟欧洲那集中营中死难者的对比。我讲的只是我的创作过程，我写的不是历史要证明什么东西，我证明的是人的一种情绪，这是作家跟历史学家的区别。
《看历史》：您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最初打捞，是对亲人和同乡长辈的采访，这些采访使您的历史写作有了怎样的感触？
刘：当我把这打捞出来的300万人，摆在1942年的亲历者面前时，他终于回忆起来1942年的事情。
《看历史》：近代史上饿死人的年头太多，他们都不知道您要问的是哪一年了。
刘：首先他觉得这个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你到底说的是哪一年？这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当他们回忆起来之后，就出现了我觉得更使我震撼的--是他们面对死亡的态度。
最后一种态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要是欧美人的话，你不管是波兰人也好或者是包括美国，他们像奥斯维辛的幸存者那样追问：你希特勒是怎么形成的？要回顾这个民族为什么会团结在希特勒的周围，可以把另外一个种族给灭掉。而他们（普通德国民众）为什么会答应？大家都会来追究这个事儿。
《看历史》：受害者会追问加害者，民众也会自我追问是谁让我杀人的。
刘：对，但是我们河南人不是，在临死的时候他没有追问，他只是给世界留下了最后一次遗忘。我曾经举过这个例子，说老张死了，老张是老李的好朋友，老李比老张早死了三天，老张临死的时候说：“我比老李多活了三天，我值了。”
包括饿殍遍野的时候，人吃人其实不是一个多么稀奇的事儿。就是老张死了，老李从这儿过来，扒下老张的裤子就要割肉，割痛了老张就醒了说我还行啊，老李说你不行啦，老张（被割完肉）就死了。我觉得，这类事情证明这个民族，它可能真像我姥姥说的--经过的灾难太多了。
《看历史》：记不清了，就无力去追查真相。
刘：另外，当灾难太多的时候，你如果用追问的态度、严肃的态度去对待严峻的事实，严峻的事实就变成了一块铁，就是鸡蛋碰石头都不行，碰铁更不行了。但是他用幽默对付它，严峻的事实就变成了一块冰，然后掉在幽默的大海里就融化了。我觉得这是中华民族生存的一个秘籍。当然鲁迅也写过，比如自嘲啊、精神胜利法啊。
《看历史》：很黑色幽默。
刘：对，我觉得这个比自嘲和“精神胜利法”又往前走了好几步。就是用幽默来对付最严肃的。
《看历史》：您做了哪些工作，去打捞这300万死难者。
刘：很简单，我这个工作的过程跟其他人没有任何的区别。无非去两个地方，一个是去现实中的这些地方，当年的河南灾区，也去过山西、陕西、开封洛阳。
另外，我直接走入历史，走入历史就是去白石桥，白石桥有个国家图书馆，我通过一些朋友，能够看到1942年所有的资料。像1942年的河南《民国日报》，那时河南省政府已经迁到鲁山去了，这个《民国日报》特别少，就一份，根本不让看，我通过朋友才能看到，我估计能够阅读河南《民国日报》的人为数不多。
当年的其他报纸还是比较好借阅的。比如《中央日报》《大公报》，另外这段历史中，有别的民族的人提供的。比如像白修德，像福尔曼。福尔曼当时是《纽约时报》和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那个时候一个欧洲的记者，同时兼几个国家报纸和广播电台的记者都是非常正常的。还有一位是美国驻华使馆秘书谢伟斯。谢伟斯也写过好多1942年的文章。是这些人的文章共同证明了1942是怎么回事。
我看到的记录1942年的人，有时候可能是外国人，有时候可能是中国人。那段历史留在河南的《民国日报》和《大公报》《中央日报》里边，留在白修德、谢伟斯和福尔曼的著作里边，你看一下你就能够明白。像《大公报》，蒋介石让它停刊三天。停刊三天证明当时像《看重庆、念中原》这样的文章是能够发出来的，对政府的谴责是非常直截了当的。
《看历史》：中国农民不记得1942或1943，只记得飞蚂蚱这种从他们口中和地里抢走粮食的极端年份，只记得自家的小白楼烧了。他们只记得对于他来说，那一年是一个不好的年份。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历史一直是靠这样记不清年份的民众来承载的。正是有了姥娘、花爪舅舅、郭有运这样对历史一边遗忘、一边承受的老百姓，社会才能走到今天，您如何评价民众承载历史的意义。
刘：民众承载历史，是承载历史的负担，所以我说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反革命都是这些密密麻麻的人来承载。比如说，我今天来，是坐地铁过来的，这个地铁里一看，行走着密密麻麻的人。
人流那么长，根本挤不上地铁，你再等一波，等一波，等一波。中国近几年的变化是谁承载的呢？就是这些人承载的。
一方面，中国从先秦到现在发展的历史，不就是我们村里的人把他扛起来的嘛，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人，一个一个挤地铁的人给扛起来的，这个是肯定的。
另一方面，就是他们的记忆，记忆是因为灾难太多了，但是灾难的记忆，是模糊的，是幽默的。但是每一个灾难的特点可能是不一样的，他无非记得那个特点，就比如说你说的那个小白楼烧了、飞蚂蚱了。哦，是那一回灾难啊。就是说，这个灾难不同的标志留在了他的脑海里。但是灾难，这个母题对他们是非常平凡的。
《看历史》：灾难多到已经平凡了。总的来说都忘了。
刘：多得都模糊了。
《看历史》：您如何将史料、正史中的宏大叙事与您对亲人的采访--那些遗忘边缘的细枝末节，结合起来？您在官修历史和民间口述中，分别看到和感受到什么？您认为这两者对您有哪些补充？
刘：这个会有一个相互结合和相互渗透补充。任何一种官修历史都是不准确的。官修历史它肯定站在官家的立场上吧，但是有一点，它可能是准确的，就是时间。就比如像有时候我们说我们的新闻和电视它是不准确的。但是有一点还是准确的，今天的话是10月15号，在新闻联播的时候他说10月15号，这个还是准确的，其他准确不准确咱就不知道了。它起码在这一点上，还是准确的。它可能会比民众记得这个年头。
另外就是民间的东西，民间的东西他是靠不住的，因为他是记忆嘛，记忆过了好多年他一定是会发生变化的。但是，他变化的话是大的方面的模糊，比如哪一年不知道，但是他对自己亲历的这种细节，我是在哪儿卖的我女儿，我女儿现在下落不明这个是真实的。
有时官修正史与民间记忆两个是背反的。就是官方的话大的方面是清楚的，可能细节方面是模糊的。恰恰相反，这个民众的话，细节他是清楚的，可能大的方面是模糊的。他们相互补充可能出现一个相对的历史真相。
《看历史》：一个大致的拼图。
刘：一个拼图，但这个历史的拼图永远是不真实的，只是相对真实。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这个历史。这个表面的现象他是否真实，不是我们最终追究的。我们是要通过这个现象到达他生活的本质。比如说本质就是中国饿死人的年头太多了，这个是真的吧。你记秦朝饿死人那个事到底是三千人是五千人，是三百万人还是五百万人这个可能有出入，但是饿死人这个是真的吧。而且要从秦朝盘下来，不说其他的，光是旱灾，光是自然灾害，饿殍遍野，人相食、易子而食这现象太多了，我的意思是这个。
《看历史》：在您的考察中，您觉得当时中国的行政长官，从委员长到省主席然后到基层地方官，他们指挥和掌控一个区域、一个灾区的能力到底有多大？
刘：从他行政范畴的划分来说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委员长是领导中华民族的。当时自从战争进入到相持的阶段，接着又发生了太平洋战争。河南是蒋鼎文，他是第一战区的战区司令，指挥着四五十万的大军。比如像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管着全省的调度，那他的权力还是非常大的。问题是怎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这样的局面，我觉得他们出现一个特别大和小之间的认识。他们认为处理大的关系对这个民族，包括对他自己的统治是非常至关重要的。比如中日战争非常重要，一个民族跟另外一个民族处在战争状态，而且另外一个民族已经把你的河山占了一大半了，那这个是最重要的。
另外，中华民族是一个特别贫弱的民族，单靠自己打不了什么仗，需要有美国、有英国、有俄国的支持，他觉得处理好那些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民族的未来。这个考虑对不对？没错。但是他觉得特别小的就是灾民，当时一个县甚至一个河南丢给日本都没关系。
《看历史》：空间换时间的考虑，忽视了空间中还有人。
刘：有这么一个战略的设想，这个设想错不错？也不错。但是他没想到，他最忽视的东西，最小的东西可能是最珍贵的。不是有一个国民党军官说过，如果俩人同时饿死的话，饿死一个灾民的话这土地还是中国的，你要把当兵的都饿死了咱就成亡国奴了，他是这么一个概念。但是最后的话，确实是这些不重要的东西引导了历史的方向，他不就去台湾了吗？所以，这还是他对大和小的观念的问题，不是他的权力范畴有多大的问题。
《看历史》：致使他最后发生倾覆的，正是刚刚您讲他对大和小的认识。
刘：历史的颠覆不是对他认识的颠覆，历史的走向是这样。
其实，这个还不光是委员长的一个统治者会犯这样的错误，以后我们每一个人也可能会犯这样的错误。我们觉得特别重要的东西往往可能是不重要的，我们特别忽视的那个小细节可能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比如，像美国的航天飞机它爆炸的时候它绝对不会是主发动机出问题了，它可能是里面有一个电圈，一个小小的电圈就能导致航天飞机发生爆炸，这个道理是个哲学道理。
这个哲学道理可能委员长当时没有想到，他身处那样的位置他可能想不到。
《看历史》：国外的记者无论是白修德还是福尔曼，他们1942年的报道，对高层和社会的影响有多大？
刘：那还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大？这个大是跟蒋介石认识的大是一致的。因为他觉得美国人非常重要，同样的对河南的报道，发在《大公报》上，他可以让《大公报》停刊。但是发在美国《时代周刊》的话他无法让他停刊，当时宋美龄在美国访问，她就对当时那个《时代周刊》的报道非常不满，她要求亨利·卢斯把白修德解雇，卢斯说我们这是民主国家，解雇白修德是不可以的，有这么一段历史。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我书里曾经写了一个细节，洛阳商业电台发了白修德的一篇文章，蒋介石就把那个电台台长给枪毙了。
所以，正是因为蒋介石的大小颠倒，他认为美国人是特别重要，特别大，所以那个大的方面出了一篇报道，他就会重视。
他非常重视的“大”就影响了那些他认为小的东西，这样他就去救灾了，但是没想到救灾款，又被层层的官员给贪污了，这是整个1942的第二次灾难了。
要说蒋介石对灾民的态度是置之不问，那也不是，他很为难到底哪个是重要的？他首先在处理重要的事。
《看历史》：对于1942这个相隔十年的两度采访，确立了您怎样的史观？它有没有颠覆旧知的内容。
刘：这两次是补充的，起到一个丰富的作用。不可能把一开始创作的推翻，如果推翻的话证明一开始的创作方向就是不对的。我是一个作者，我并非要表达什么样的历史观，或者什么样的历史观点，我只是要表达一个作者对这个事情的情感，从文学和生活的角度对它体味，这个体味的几点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为什么他会遗忘。
遗忘这个词不是历史范畴，考察历史不是看历史的范畴，历史就是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就是要追究历史的真相。就是为什么会遗忘，遗忘就包括真相和非真相全部都遗忘了。那为什么会出现政治真空，为什么面对灾难是这种生活态度。
《看历史》：1942年的灾旱，波及1943年、1944年及以后的乡村生态，这么一场大的灾难，最后它是如何自我修复的？
刘：不能单提“1942、1943”是怎么修复的，而是整个乡间是怎么修复的。
第一，要修复自己的伤口，就用幽默的态度来修复。这是一个伤口，这是精神方面的伤口；还有一个，那就是你只要不打仗，只要不盘剥得太厉害，给我们一点粮食，给我们种粮食的一点机会，让我播种让我收获，我就可以生存下来，而且还能供养你们。就这么简单。可问题是，连这个机会都没有，这个你都不让，你就把我给饿死了这不就这么简单吗？
所以“1942”那个片尾曲，我想了一个歌词“红色的花，白色的馍，这就是我的村落，我想说一句话，一句心里话，让我播种、让我收获，行吗？黄河。”就这么个意思。
《看历史》：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一边赤地千里，上层还在喝着咖啡的情况，中国人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九死一生地还是繁衍下来了，那么您觉得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这些灾民的后代能够一代一代地在天灾人祸的缝隙中生存下来？
刘：需要的仅仅是两个，幽默，以及一点点自由。
《看历史》：说到中国人这种生存的能力，以前人们提到的更多的是坚强、意志，或者是不怕苦、不怕死这样的词汇，而您今天用了一个非常有柔韧性的一个词“幽默”，您是怎么看这些词汇之间的差异？
刘：差异是因为不同的人所以出现了差异，人是不一样的。他看到的中华民族是坚强，你看到的中华民族是吃苦耐劳，还有一个人看到中华民族确实应该学雷锋，那么我看到的是这样幽默。
（本文根据《看历史》与刘震云访谈录音整理，未经过刘震云审阅）
资 讯
洛阳难民收容所
1938年，蒋介石下令炸开花园口，刹时，黄水泛滥成灾。中牟、太康、扶沟、杞县、西华及安徽部分地区十几个县，顿成一片汪洋，人死畜亡。房舍田园被毁，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此时百姓扶老携幼，四处逃荒，无人过问，有的投亲靠友，投奔异乡，有的无亲无友，只有束手待毙。大批灾民逃亡陕西。
1941年在河南省救灾会授意下，成立洛阳难民收容所。其任务是救济灾民，转赴陕西。这年河南省大旱，饿殍遍地，树皮吃光，灾民卖儿卖女以充饥肠，难民收容所之任务重大，不言而喻。难民收容所任务重而编制人员却仅有6人：主任1人、干事3人、录事2人。其工资按省级待遇定量发给。当时以实物为主，法币为辅。每人每月小麦一石二斗，约192斤。
收容所在贴廓巷东头火神庙及袁胡同一些群众家中，设有难民临时住宿。难民是流水式的，来来走走，没有固定。但每次向什么地方遣送，事先都向难民们开会动员，让难民们自动报名接受遣送。
每逢冬季，难民所舍衣舍饭，事先将所发放之赈衣、赈饭、印成票本，盖上公章。先向城区附近灾民作了解调查，按其人口多少一次发放。每票赈衣一件（赈衣就是军队发放多余的棉军衣）。赈饭一次，每次用大马勺盛稠米粥一马勺，以作救急之用。这仅是救急不救贫，每年一次。另外派人在东车站办理移民过路登记事宜，每日进行登记，发放口粮，交涉车辆。因敌机骚扰，收容所在架鸡沟有一窑洞，作临时仓库及临时办公之用。1943年日寇西进，侵犯洛阳时，难民收容所宣告结束。
（据《洛阳文史资料整理》）
灾年见闻
封街门
1942年，修武县农村发生了一种怪现象，有的村子所有农户全部用土坯把街门垒住，底下只留下一个小口。人若想出入，得像狗一样地爬进钻出，并且所有的小口都用石板或者木板等东西挡着。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据几位年长者说：“那几年修武连年遭灾，不是旱就是涝，后来又来了个蝗虫满天飞，把庄稼全吃光了。为了活命，穷人家要长年累月出外逃荒要饭，怕别人拆了自己的房屋把木料卖掉或者当柴烧。富人家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土匪的绑票或者抢劫，故而也装出了一幅人离室空的可怜相。”
（据《修武文史资料》整理）
灾荒年的食物
1942年，许昌，夏秋连续遭灾后，有经验的老农知道要“滚”大年馑，于是千方百计节粮储菜备荒。农忙刚过，大多数农民就已改一天三顿饭为一天两顿饭，并把红薯叶、红薯秧、萝卜缨、谷糠、荞麦叶等掺入杂粮吃。这些东西吃完后，部分饥民就到地里挖大麦苗、豌豆苗、扁豆苗，拾雁粪充饥。麦苗纤维粗，难嚼不好消化，得切碎煮熟后才能勉强下咽。次年春，地里野菜一发芽，饥民就挖来吃，野菜吃完后，就拔味道苦涩并带有毒性的“麦浪子”吃。这种植物洗的时候，一搓揉满盆白沫象放了洗衣粉一样，吃完不久，身上便会出现浮肿。春暖树木发芽后，树头菜成了饥民的主要食物。杨穗、杨叶、柳絮、柳叶、榆钱、榆叶、槐花及椿树叶、梨树叶等都被采摘一光。有的农户家里树少，就偷采别家的树叶；有的上树采树叶，因四肢无力而从树上掉下摔死；更有因吃了树叶而中毒身亡的。
（据《许昌县文史资料》整理）
“舍饭”场
1942年，许昌灾荒严重的时候，首先在县城关帝庙和元丰蛋厂设立“舍饭”场，很多人都从十几里外赶来排长队领“舍饭”。每人一勺稠米饭，有的人就带回家掺点野菜一煮，作为一天的食物。城里开设粥场不久，乡镇也开始有办“舍饭”场的。做“舍饭”用的粮米，县政府拨发一点，主要是就地向富户筹措。当时，官池乡李简村的舍饭锅设在村里的一处空场上，用的是两口做豆腐的大锅，每天上午烧两锅粥。开始几天，还像回事。村里人按人领取，一人一次可得一小瓢。没过几天，舍饭已经稀得不成样子。原因一是粮米不足，二是经办人从中克扣。没过多久，舍饭场就垮了。
（据《许昌县文史资料》整理）
打蝗虫
1943年秋季的一天，修武地区，突然一阵大风由西南方向吹来，呼呼作响，霎时间，遮天蔽日，像阴了天似的。定睛细看，原来是飞蝗，盖顶隔离天日，不一会蝗虫开始降落，落在树上像大鞭一样，粗大的树枝，压得一闪一闪，几乎要断折下来。地面和建筑物上，像下了一场黑雪似的黑压压一片，活蹦乱跳，令人毛骨悚然。飞蝗落在庄稼地里，发出“沙沙沙”的嚼噬声，不一会儿，玉米、谷子、高粱就都变成了光杆。
为了消灭蝗虫，人们想出了各种办法。当飞蝗来临时，开始是各持工具，守在地边严阵以待，飞蝗一落地，人们便敲锣打鼓，摇旗呐喊（多数农民用的是锅碗瓢盆及布单做成的大小旗帜），点燃烟火，鸣枪放炮，造成恐怖气氛，惊吓蝗虫不敢落地。蝗蝻来临时，农民把自己的低头地边挖成沟壑，将蝗蝻赶进沟内扑打、烧杀、或放水溺死，但多数农民各自为战，只是将蝗虫从南地赶到北地，或由东村赶到西村。那时有的农民还将蝗虫视为“神虫”，所以更有巫婆神汉，烧香祷告，求蚂蚱神保佑自己的庄稼不受侵害，埋怨人们不该灭蝗吃蝻。
当时，河南省将造成灾荒的原因都归到蝗虫的头上，于是，为了消灭蝗虫，省政府也积极动员，并专门由政府人员分赴灾区，带领广大农民对蝗虫进行围剿。与此同时，还令建设厅赶紧写出治蝗措施。
建设厅凭着素日民间的传闻，综合总结出四条防治措施：挖沟掩埋法；围烧法；炮轰法；扑打围剿法。以上4条，经省政府委员会定为《河南省治蝗方案》，由省政府印发各专、县参照执行。
（据《修武文史资料》整理）
巩县救灾委员会
1941年秋到1942年夏，一场绝无仅有的旱、蝗灾害降临巩县。百姓在走投无路，乞讨无门的情况下，各村居民纷纷群聚集起来，到县政府群起请愿。为使事态不致扩大，县长李子俊召开紧急会议，布置县府各科室分片负责向群众解释，随后，成了巩县救灾委员会，委员会成立后共办了六件事：
一、祈雨。李子俊邀请此前历任县长及各乡较有威望的士绅，一起到大巴沟龙王庙祈雨。从大巴沟回来后，又在南窑湾沟山头上的龙王庙内设道场，烧香上供，诵经祈祷，以安定民心。
二、开仓放粮。各乡镇统计灾民数目，将数字上报县府，救灾委员会将所存仓谷按比例发给各乡镇和救济院，再由各乡镇负责发给灾民。但发放多少，却无账可稽。
三、请赈。以县长名义向河南省及中央政府上折呈报灾情，请求赈济。折呈递上后，只听说中央将派大员前来视察，但始终未见人来，更未见有拨发赈款和赈粮。
四、办募捐。由救灾委员会向外省、外县经商或从事其他职业的本县人和县内富户发募捐信，动员他们以慈善为怀，慷慨解囊，资助灾民。当时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在西安义演，所得收入即买成杂粮运回巩县。
五、办舍饭场。当时巩县共有181保，县政府责成各保设立一个舍饭场，每日按灾户人口分给一顿稠米饭，所需粮食各保长自筹，不足由救灾粮内补助。经办人领多报少，从中渔利，半路克扣的情况十分严重。六、扩大救济院，收容儿童。
除了这些救灾措施外，民间也有人提供了一些度荒办法。例如，当时有人将《灾荒备忘录》一本旧书中记载的“救灾不饥丸”一方，撕下函致救灾会。其方是将大豆、芝麻、红糖、大枣等研末混制为丸，如核桃大，吃一丸可保一日不饥。经试制服用，有效，但因当时购料困难而未推广。
（据《巩县文史资料》整理）
来源：《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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