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 普通人的病与痛（上） from Google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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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十三 | 评论(0) | 标签:所见所闻

普通人的病与痛，很可能就是普通人一生命运的晴雨表。

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就抵御病痛而言，上层和底层是不一样的。或者更极端的说法是，对所有人来说，病是相同的，但病所带来的痛苦却是不同的。但对于经济状况基本一致的阶层来说，病痛引起的也是基本一致的悲伤和难过。在普通人那儿，生病不仅意味着病人遭受的身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还常常意味着一个家庭陷入困境。家人的内心一样要面临考验：也许病可以医治，但却负担不起高额的医疗费用，而只能眼睁睁看着亲人离世。对有权或有钱者来说，痛苦只在病本身，区别只在治好或者治不好，他们不会陷入金钱这种世俗的无奈和绝望里。所以，很多相同的病症导致了不同的结果，穷人是因为无钱医治而死，但富人总是因为医治无效而亡。

就在我为这篇文章做草稿的时候，师大的学弟学妹们在微博上为自己的同学发起了捐助行动，一个师妹不幸罹患白血病——这不是那些狗血电视剧的情节，是真的遭受病痛，她是个公费师范生。了解这个事情的人都清楚的很，很少有家庭情况较好的孩子选择读公费师范生，这个看似在帮助贫困学生的政策，其实是一种变相的青春绑架，而被绑架的总是最弱者。这种政策资助贫困学生读师范专业，但是提前要签协议，就是你毕业后必须回到落后地区从事中学教育十年，一旦违约，则必须偿还所有的学费等费用。表面上看，签署协议，毁约赔款，似乎是一件很公平的事，但事实上大部分选择签约的学生都是被逼无奈。可以想见，毕业后到落后地区去教书，十年之后，这个年轻人很难再有改变命运的雄心和勇气了。这与教书这件事本身无关，与是否为自愿选择有关，被迫的奉献，是一种可耻的非正义。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学生，患上了白血病，家里不可能承担高额的治疗费和手术费，她的同学和老师，发起了救助行动。这就是普通人的病，不是绝症，但常常会把人们拉向绝望。因而，我要写普通人的病与痛。我无力也不敢过多揣测其他人面临病痛时的内心，只是从我自己、我的亲戚朋友们所遭遇过的病痛，来说说这件事。可笑的是，无论我这篇文章写得多么好或多么坏，对于所有的病痛都毫无助益，但它至少帮助我认清自身，帮助我理解日常生活里的这些不可避免的痛苦，也许，别人也能从中看到相同的情感。

虽然父母告诉我，我在8个月大的时候就做了一次大手术，但幼小时的病我一点也不记得了。我对病痛最早的感触来自于祖母。四五岁的时候，我基本都住在祖母家里，有时候祖父去山上干活，十天半个月不回来，就只有我和祖母睡在家里。

有一天早晨，我起来后，平日早起的祖母还在睡着，我直接回自己家吃饭。饭桌上，有人急匆匆来找父亲。父亲跟着他走了。吃过饭后，我回到祖母家，却看见村头的赤脚医生正在给祖母输液，父亲、三叔、四叔都在屋里，父亲看着我，瞪着眼睛骂：你咋回事，睡死了？你奶奶偷着吃药你都不知道？我惊恐地看着父亲，还没弄清状况。后来我才知道，在夜里，祖母偷偷吃了十几粒索密痛，她不想活了，要离开这世界。我已记不清那时候祖母究竟有多少病痛，只记得她的哮喘厉害，每喘一口气，都很费劲，好像要从一个破旧的风箱里拉出风来一样。祖母整夜整夜因为呼吸不畅而睡不着，还有头疼的毛病，要常年吃索密痛来止疼。也许在那天晚上，她再也忍受不了这种折磨，吞了一大把药片。那时，我还不理解一个人何以会不再留恋活着，我也不明白究竟什么样的痛苦能让她想去死，等我理解这些时，祖母已经去世许多年了。等我自己经历了一些病痛，更看过了更多的遭受痛苦的人之后，我终于可以想见，一个年迈的老太太，经受一生辛苦和疾病的折磨，看着她熟睡的孙子，把药片吞咽下去的心情。那需要多大的决心和毅力啊。只能是，活着那点微弱如煤油灯的欢愉，已完全不能照亮照暖她内心的黑夜了。她觉得死是一种结束，一个新的，没有痛苦的世界的开始。

祖母被救活，又活了好几年，她没在自杀过，我想，祖母生命里的最后时光，应该都是为了儿女在活着，她不想因为自杀而让儿女们陷进一辈子的自责，而选择了一个人承担生的重累。

我第一次感到自身的病痛，是在读小学时。一个雨天，我在骑自行车上学的路上摔断了胳膊。村人把我送到在村东的医生那里。医生给我端正脱臼的手肘，把看热闹的一个村里的妇女吓晕了过去。我现在仍记得彻骨的疼，但并没有太多痛苦。当时反而有一种奇怪的兴奋感，因为我一下子与众不同起来，父母不再批评我，所有人见了都表现出关心和同情，甚至我包着绷带的手臂，在班级里都成为一种权威。老师不再提问我问题，没交作业也不会被骂，小伙伴们一下课总是围住我，问这问那。断掉的胳膊成了我的资本，我可厚着脸皮玩耍，跟父母要钱买几块糖吃。世界因为我的断臂，变得前所未有的温柔了。后来我知道，大部分病人都会有一种“骄纵”，疾病成了他们的挡箭牌。我们常常听人说：别和他一般见识，他有病，或者你对一个病人那么苛刻干嘛？问题是：疾病在多大程度上能成为一个人超越常规的通行证？

病也不总是通行证，还会是某种禁令。

05年，本科毕业前一周，突然得了水痘，半夜宿舍的兄弟带我去北医三院，回来后一早就被隔离在了校医院里。因为水痘具有传染性。我的水痘，就传染自公共浴池。我被彻底地隔离在了二楼的一间病房里，除了医生和护士，几乎不能见任何人。身体长满了奇痒难忍的痘，脸上也是，我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一次又一次地给自己涂药，然后看着镜子里面目全非的自己，陷进一种前所未有的烦躁和恐惧里。那时候，医院外正是同学们的毕业季，收拾东西，办手续，远行的远行，出国的出国，执手相看泪眼，火车站送别……我只能每天站在后窗边，看着楼下的学生来来往往。病好得太慢了，我的耐心几近崩溃，有一天在和一个护士聊天时，她说，校医院里有效果更好的药，大概一周左右就能出院，而我现在每天涂的中药，最少要半个月。我问她为什么医生不给我开好一点的药。她说，你这马上就毕业了，能享受公费医疗就不错了，还想用进口药？因为我是个穷学生，不配用这个药。半个月左右，我拎着东西走出医院，在迎接阳光的一刹那，我甚至有了退归去的念头，我发现只不过十几天的囚徒生活，我就对外面的世界有些陌生了。从校医院到宿舍的路布满了奇怪的感觉，等我走进西北楼432，发现里面一片狼藉，到处是丢弃的书本和纸，有几个兄弟已经彻底搬离了宿舍，留下的也打好了包，即将搬走。我就这样错失了唯一的一个本科毕业季。

病痛总是在摧毁你已经习惯的一些信念，然后用它的力量，把你的人生转弯，让你不得不去建立新的信念。

有一年，舅舅给我打电话，劈头就说：你姥姥住院了，你回来看看吧？我连忙问姥姥怎么了？大舅说是脑溢血，已经做了开颅手术，但还没过危险期。当时学校里课紧，请不出假来，我说我想办法，看能不能尽快回去一下吧。三天后，我打电话过去，问姥姥怎么样了。母亲说，已经度过了危险，没有大碍了，我说那我先不回去了，寒假回去再去看她吧。那时候，不敢轻易回家，固然是因为请不出假来，还是因为书读得太穷，我连来回的路费也不齐全，要回去一次，只能向同学借钱。

姥姥保住了命，但半边身体行动不便了，左手常年蜷在前面，左腿也不听使唤。春节回去，姥姥看着我和弟弟，哭起来：姥姥完了呀，成废人了，完了。我们只能说：姥姥，别哭了，这不是正在恢复嘛，恢复得挺好的。姥姥用她那只还能动的手抓着我的胳膊：你在北京听没听说过啥好药，我一吃了就能好，就能走道的？我看着她深陷的眼窝，心里难过，可不知该怎么回答，我当然知道世上并没有这种药，但就这么告诉她吗？让她知道真相，然后绝望颓然地坐在土炕上哭泣？我说：姥姥，也没准外国人发明这药了，我回北京打听打听，你现在好好吃现在的药。姥姥眼睛里闪出一点光亮：真没准有，外国人啥都能造出来。

回到北京，我找不到这种药，有一段时间甚至不敢打电话给她。大概姥姥内心虽然期望，但也知道真相，也并没有让人来打电话追问我这件事。我曾想象过，一个人接受自己不能正常行走和生活需要经历的内心痛苦，但再切身的想象，也和身在其中的人不一样。母亲和我讲过，从医院回到家里那段时间，姥姥常常摔在地上，因为她下地时仍以为自己手脚利索，可以自由行动，她以为她的腿已经迈出去了，而实际上并没有。然后，在一次又一次的摔倒之后，摔倒的疼痛和屈辱终于压倒了那个完好的自我意识，深深地埋藏在了她的脑海里，她渐渐习惯了半身不遂的身体，也开始使用拐杖的辅助。

家里人为此难过，但人人心里都会暗暗想，姥姥已经六十几岁了，是老人了，幸好她已经是老人了，在经历过中年守寡，独立给三个儿子娶上媳妇的苦难日子之后，遭遇病痛，内心还是有着岁月磨砺过的坚强，只要他心里头对病屈服了，日子还是能过下去的。我知道，这坚强是用流血流汗流泪所凝固的老茧武装起来的，它可以帮助姥姥抵抗现在的苦痛，可这坚强本身，又是何等让人心里难过啊。无论如何，和所有遭受长久病痛的人一样，她渐渐接受了自己的情况，至少在外人看来是这样的。

第二年春节，我再去看望她，姥姥已经不再问我灵丹妙药了，她会跟我说我拎去的牛奶、罐头哪个更好吃，问我女朋友怎么样。她穿着棉衣棉裤，坐在炕中央，因为左边身体不能动，她在炕上半趴着，总是挨着炕那面的衣服更脏一些。姥姥的眼角有些眼屎，我想给她擦去。她说不用了，一会还得睡，睡睡醒醒的，擦它干啥。

我注意到，挨近顶棚的墙上，贴着一个用写对联的红纸做成的十字架，透明胶带歪歪扭扭，有一些已经被不远处的炉筒熏得发黄了。我问姥姥这是什么。姥姥说：这是主。我忽然想起来这之前，舅妈似乎和我提过，姥姥现在信教了，神神叨叨，谁说也不听。她信教了。姥姥下地出去方便时，嘴里念念有词，我细细地辨认，听出她在说：主啊，保佑孩子吧，保佑孩子能和以前一样走道吧。她自认是主的孩子，主会庇佑她。我没有再问姥姥，没有像别人那样劝她不信，我心里涌动着复杂的难过。我能想象出，村里头来串门的老太太，和她宣讲了所谓的基督的教义和神迹，拉拢她信教。她们肯定和她说：心诚则灵，主会救你。而且她们会告诉姥姥，远方的某某村子，有一个人和她情况一样，信了主，然后腿就好了。姥姥在平静的绝望中看到了一缕光，仿佛是专为要照耀她才出现的，她抓住了这虚妄的稻草，虔诚地相信并祈求神迹发生在自己身上。我看得到，她在念着“主啊，帮帮你的孩子吧”时，是如此的全心投入和旁若无人，她真的相信有一个全能的神在看着她，在考验她。我欣喜于她找到这希望，可我又知道这个主帮不了她。我只能安慰自己：没关系，也许时间长了就好了，她就不信了，也就不再承受失望了。

去年春节，我们去给她拜年，姥姥搬回了自己的小屋，那个雇来照顾了她多年的老太太还在照顾她。姥姥坐在炕上，神态平静安详，话也多起来，衣服的左大襟上缝着个口袋，她不时把能动的右手伸进去，掏出几颗瓜子，丢在嘴里。挺好，我现在挺好，姥姥说，你们都不用惦记，我现在能吃能喝，没事就磕磕瓜子，看看电视。我们聊起了弟弟即将出生的双胞胎儿女，聊起她的孙子，我的表弟。姥姥不再因为谈起什么事而莫名地哭泣，她享受着一个单纯的老人的生活。这一次，我看到脑溢血和后遗症在她身上划开的流血的伤口，终于结上了不再怕碰的疤痕，她平心静气地安坐在自己的土炕上，坦然接受着一切。不再祈求灵药和神明，只是半麻木半安然地把一切都当做无可逃避的命运，并且最大限度地当成生活过下去。活一天算一天，活一天就自在一天，她说。在多年的病痛折磨之后，姥姥终于在那个原来的世界之中，建立了自己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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