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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着生存中的某件事，我请了假，回家来办。
其实这件事在去年春节前，老婆和老弟一起办过，跑了一天，得了一张单子，结果不能用。
于是我又回来。
证明一件你没有的东西，比证明一件你拥有的东西，要艰难很多。
只需要在证明我没有的东西的一张纸上，盖一个红色的印章。我到派出所，他们说你应该去旗政府，我到旗政府，他们说你应该去镇政府，镇政府说这事管不了，还得到派出所去。只是运气好，再次到旗政府的下午偶然推开了一扇门，看到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原来是十五年不曾见过联系过的初中同学，幸好他与当年的模样大致一样，而我早已面目全非。
他只帮忙说了几句话，事情就妥了。
在我的户口上，公安局的办事员竟然把迁来地址活生生的写成另外一个地方。我找到那儿，他却说，不能改了。只能如此。
又能怎么样？难道我和他争辩？
事实上，我不对若干部门互相推诿而惊讶，因为他们一直如此，但是我憎恨他们的强调和面目，是的，或许下次我应该在左口袋里装一叠钱，右口袋里装一把刀。许多愤怒常常是被日常生活里的细枝末节所激起的。这些人，这些政府里的人，倘若是你的亲戚、朋友、熟人，大概都是些热心肠、好性子。可对一个陌生人而言，他们大都是冰冷的石头。
在派出所里，据说下午两点半上班，但到两点四十五的时候，仍没有人。
在公安局的办事大厅，据说是十一点半下班，但在十点半的时候，办事人员就已不见踪影。
在镇政府、旗政府，在某某科某某科，在车站、医院，在这片土地所有涉及公权力的地方，都没有什么规矩可言。
此处的政府，每天六小时工作制，况且不能坐满。下雨天，刮风天，他们心情不好的时候，都有可能不去上班。初中同学开着一辆二手奥迪，略带生活之重的感觉说：每个月工资一千多，只能在外面做点生意，每年也就赚个十万二十万的。政府里的一个水管工，开的是二十多万的车，一个打字员，每个月有三千五百元的工资。
之前一天，老妈和我说，她种一年地，可以卖三四千块。
有时候，不，是每一次回来，在车站里等车的时候，我总是看着身旁这些老百姓的脸。又黑又瘦，苍老，眼睛里看不出任何内容。他们在想什么呢？他们如何感受自己的生活？抱着孩子的母亲，把劣质的牛奶喂到他嘴里，六七岁的小孩子，每个手里抓着一把豆干、辣片一类发着奇异香味的东西，他们吃得如此贪婪而开心。
街上的尘土和横冲直撞的三轮出租，只要你问价，他们没有一次会老老实实地告诉你，总是把一块钱的价，提高到三块。整个镇子，几乎找不到一个公厕。
我曾想，这儿天很蓝，地也空旷，还有父母、童年在，是一个该常回来的地方。
我曾想，故乡不只是那个小山村，而是更大的一块土地。
我曾想，随着越来越多的高楼和宽阔的马路，这儿的人们也会更大度，更美好。
哪有什么故乡可言呢？
从此以后，可能除了父母，我不会再牵挂这个地方了。我感到自己因为遵守它的规则而离开它，连记忆都变得不真实。
明天，坐车回北京。
昨天晚上回到家，陪老爸老妈吃了一顿晚饭，因为疲惫，连话也没有说几句。今天因为一件想起来就气愤的事情，不得不一大早又来到林东。晚上一个人在小店里吃饭，脑海里总是他们二老相对而坐的情景，心酸之极。在他们老去之前，我们见面的机会，真是十个手指头都能算过来的模样。
这虽是人生的必经，然而我总是不想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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