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sunset123
对于名字未能载入史册的人们，中文当中有一个称呼——老百姓。尽管他们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但是他们见证了历史，也接受了民族记忆的传承，他们会将这些传承传递给他们的孩子。
高山，蓝天，四周是一片玉米杆的金色森林。梅景田（音译，以下人名同）正在用一把大镰刀收割玉米，几百年来这样的场景似乎没有发生过许多改变。今年甜玉米的收成很好，在夏天的时候充沛的雨水使玉米穗长得很壮。他把玉米穗的叶子收拢起来准备用绳子挂着院子里，要售卖出去的玉米有许多。
梅先生的祖先们从十七世纪中叶以来就在长城脚下从事着农耕，但是梅先生除了种田之外还担任了防火监督员的工作，他在长城两侧徒步巡视，请游客熄灭他们的香烟。秋天的天气炎热而干燥，森林火灾随时可能发生。
山谷中坐落着一个战略要津——石峡关。四百年以前，中国明代皇帝在这里建起了一个堡垒以抵御北方部族的侵犯。
梅先生带领着我穿过核桃树林和葵花地来到了一口井边，这口井比石峡关还要古老。在整个中国水一直是一个大问题，不是水涝就是干旱。事实上，有一种学说认为是对于水的治理促成了国家的产生——管理灌溉系统的官僚机构诞生了，专制统治强迫人们去修建水利工程。“有些历史学家把中国说成是一个由水力驱动的社会，对于水的控制绝对决定一切。”大英图书馆中国分馆馆长法兰希斯.伍德说。
“在中国有巨大的河流系统，黄河冲走了大量黄土，河道淤塞时而会造成河水决堤。当黄河决堤的时候，河水淹没了几千英里的农田，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多次。”
由水灾造成的社会动荡有时会引发造反和中央政权的垮台。分析家们经常说中国公众会忍受许多东西，因为他们害怕分裂。“有许多人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看到中央政权的崩溃，因为他们认为这是非常可怕的。”伍德说。
1938年民族主义领袖蒋介石试图阻挡日本侵略中国的脚步（而炸开了黄河堤岸），但是黄河泛滥至少造成了五十万普通中国人丧身，还有其他三百万人无家可归。
在石峡村每位75岁以上的老人都能得到由政府提供的免费午餐，他们围坐在10人圆桌边上，每人前面有一个类似飞机上用餐的餐盘，吃的有炒肉，蔬菜和米饭。这里有一位年轻时参加过对日作战的老兵，他的名字叫张森齐，他身穿蓝色棉袄，今年已经有九十岁了。他说他被日本人俘虏的时候只有十六岁。他想日本人要把他杀了，但是他设法使他们相信他只是一个农民而不是共产党游击队，于是他们将他放了。
有一位老太太也回忆起了那段时光，她说女孩们必须要藏起来，否则就会被日本兵强奸。但是让妇女受苦受难的还不只是日本兵，李秀兰说，在过去的日子里女人在一切事情上都要听从男人，她们没有发言权。女人是奴隶，她本人就在六岁的时候被卖当了童养媳，她上不了学，吃不饱还得用野菜充饥。她唱了一首诉说女人苦难的歌，从出生的第一天开始,女孩常常被丢弃或送人。
“哦姐妹们，让我们团结起来打破旧秩序，废除包办婚姻，争取男女平等，为解放的日子到来而战斗，”她这样唱道。
共产党确实使妇女的生活有了改善，她们学习了文化，摆脱了地主的压迫。许多普通的中国人愿意相信，在中国的历史上有时会有代表正义的造反者，是他们推翻了腐朽的政权，驱走了外国侵略者。老人们把餐盘放好准备回家午睡，他们回忆起从前的日子，对共产党心存感激。
在这块地方民族记忆强烈深厚，有许多故事正在一代一代地往下传承。我和梅先生站在山脊上俯瞰着山谷中狭窄的关口，两边悬崖壁立。他解释说，他的村庄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起过重要作用，那是1644年太平天国起义，农民领袖李自成决心推翻腐朽的明朝皇帝，而长城阻隔在他和京城当中。梅先生说，硖石关很难从正面攻破，但是农民们知道山上有一条秘密隧道，他们把这条隧道告诉了起义军。
石峡关残长城
李自成带着一小队最勇敢的士兵爬过隧道冲下山去，他们从关里发起攻击杀死了守关的士兵。他们打开城门，起义军涌进关里夺取了北京。但是这段故事却给硖石村带来了悲剧性的结局：仅仅过了一年李自成的政权就被推翻，他被迫北撤，他认为他一部分士兵的损失与石峡村民有关，于是他把整个村子包围起来，把全部村民都杀害了。梅先生和其他居住在这里的村民都是在大屠杀之后移居过来的。
许多国家都有过血腥的历史，但是中国的历史是不是比其它国家更加血腥一点呢？“不要害怕战争，战争不过是死一些人，我们见识过在战争中死人，消灭一半人口的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几次了。”1958年，毛主席在倡导中国建造核武器时如是说。
尽管毛声称他是为人民服务的，但他对千百万人的死亡负有责任，他们死于他失败的经济实验和政治清洗，而战争是他的自然元素。
“对于核战争我们没有经验，不知道到底会死多少人。最好的结果是留下一半人，退而求其次是留三分之一的人口。如果在全球29亿人口中有九亿人留下，只要经过几个五年计划就能恢复，而我们得到的是资本主义的消灭和永远的和平，这是一笔不坏的买卖。”
在历史上还有比这更残酷无情的讲话吗？我无法在中国历史上找到，尽管有许多皇帝同样轻视子民的生命。中国的异见人士认为一党专制是问题的根源。
（此处略去若干字，可参见原文）
共产党已经走过了个人崇拜的时代而转向了集体领导，他们和人民做一笔交易——用一党统治来换取人民生活的改善。卫生间、中央供暖、电冰箱等给城市生活带来舒适的设备也来到了石峡村，事实上在宋爱萍前屋里的那个电视机是我见到过的最大的电视机。
去年宋爱萍得了乳房癌，她大部分的医疗费用由国家医疗保险支付。现在的生活不错，但是当我们说起历史的时候她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她的父亲是一位教师，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狂热中他的学生说他是反革命，宋爱萍记得在批斗会上她惊恐万状地看到学生们把他拉上台去殴打，最终他不堪侮辱上吊自尽。没有人帮忙把她父亲的身体放下来，也没有人去叫医生，人人都想和这个失势的家庭保持距离。
她父亲去世时她只有十二岁，现在她已经五十二岁了，但是那恐怖的一天给她造成的创伤似乎还远远没有复原。宋爱萍一代的创伤是文革，而他父亲一代的创伤是日本侵略和内战。
对于中国人民经历过如此多的暴君，反抗和侵略，人们不禁会动了恻隐之心。但是中国也有过辉煌的年代，如兴盛的唐代和宋代，在这个时代里欧洲仍在黑暗的中世纪当中。而当中国在石峡关上建起堡垒时，欧洲开始了文艺复兴。
梅先生解释说，在五十年前他还只有十六岁，他被派去帮助拆毁建于十六世纪堡垒的门楼。但是到如今，当他不在收割庄稼或者当防火监督员的时候，他帮助抢救历史。他给我看了一块条石，它像墓碑那样大小但是有墓碑的两倍厚，这块条石曾经安放在堡垒的大门上面。条石上刻着两个字：迎日。这块条石与其它石块一起消失了，它被埋在一位村民的屋子底下，直到梅先生把它发掘出来。
不久所有的石块都将重见天日，政府要在这里建旅游景区，已经在几英里外为村民们建造了公寓楼。他们并不想搬过去，但是历史教会他们去尊重家长式的国家统治。
“中国的事情总是这样，我认为这是来自儒家的传统，”电影摄影师杨舒说，他曾经拍摄过几部历史电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是社会秩序所在。假如你的地位低就没有发言权。你父亲管你，而大臣管你父亲，他们又都被皇帝统治，总是这样的。这不仅体现在社会的统治中，还深入到我们的文化当中。”
然而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见证了一种新的人民的力量——人们抗议环境污染和强拆强迁，这些抗议活动通过社会媒体和移动通讯得以组织起来。
“今天，我们老百姓第一次真正可以在公共空间里发表自己的想法。”担任中国最大搜索引擎“百度”发言人的郭怡广说。他认为互联网能渗透40%的人群，但是在这40%的人群当中包括了许多在中小城市甚至在农村里工作的普通人。
“他们发出的声音至少能在网络上被听到，”郭怡广说，“互联网起到了一种传达民意的作用，这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我认为这绝对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这对中国的领导层是有利的，从普通公民的角度来看，我想这能促使领导层更灵敏，更慎重，更顾及公众的参与性。”
宋爱萍家里的大电视机正开着，她和她丈夫确实有一台电脑，但是没有连上网，甚至没有插上电源，他们喜欢在电视上看新闻。上个月的时候一些太平洋岛屿造成了时局的紧张——中国与日本发生了领土纷争，现在这场纷争成了电视上的一大新闻。有批评人士说，中国政府打出这面针对历史宿敌的大旗是为了转移人们对国内问题的目光，中共十八大将在下个月举行，目前中国政府正在做有关的准备工作。
但是宋爱萍的丈夫王莽莽认为应该采取激烈的行动，他说政府的反应太软弱，像他这样的老百姓都认为应该用武力夺回钓鱼岛。他说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五十年以前了，中国已经强大了。
钓鱼岛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而老百姓的情感也是同样。在中国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有许多，有些发生在不远的事情太过悲苦以至难以被人提起，但是它们也决没有被人忘怀。历史深处的事件也是一样，分分合合周而复始，时而崇敬时而反叛恰当地定义了人民和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
我想我们都有意无意地被历史所驱动，如果中国的新领导层能够给公民一个塑造未来的机会，那么他们的经历将能为我们所有的人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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