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 中国例外论 from GoogleRea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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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小平 | 评论(1) | 标签:所见所闻

拙文《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沿着张天潘先生另辟蹊径，开拓的“杀马特”专题谈下去，只是一些浅薄的意见，不想蒙各位尊敬的朋友们垂注，发表了更为精彩的见解。对自己来说，只有荣幸和感激。其间独园居士先生已经专门成文，题为《『随笔琐记』一个“杀马特”的独白》；暮春先生道出我们共同的心曲；baifute先生则以朝鲜为对照，谈到当一个社会失去基本的公平正义之后，多层次的贫困可以让人堕落麻木到何种程度。最后，老陈小民先生以沉痛的文字，刻画了共产国的庞大暗影，令人心中怅然，复又生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叹——当然，这种愤怒首先是朝向自身的，是来自内心深切的无奈感，无力感。

在一众男性朋友的评论里，文冠果儿女士的文字敏感，纤细，然而无声处似有惊雷，令人动容：

““隐藏在‘文化贫困’背后的，正是‘制度的贫困’。或曰：制度的不公导致了某个特定阶层的空前贫困——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上的贫困，还包括更触目惊心的思想上，组织上的贫困”。

“09年学校派我去农村一年，当“新农村建设指导员”（啥也没干），回来后只写了一小篇文记录此行，因为发现将越写越多没完没了辞不达意旷日持久，不得已只好半途而废，其中有个村公所老F的儿子：不好好念书出去搞传销，不断勒索老F，前前后后要了五六千块，再要，老F说没有，儿子数落他：“这么大年纪的人，搞不来几千块，活个球！”继续要，借口繁多，从学电脑到缺生活费再到回家路费，当然他不会真回家，不满于老F几百块的资助，有一次竟谎称被绑架了，电话那头还传来拷打的声音，F妻嚷到“你们杀了他吧！”遂止。F寨象这样的年轻人还有好几个呢，有的父母真以为儿子快死了，急忙邮钱过去，后来发现上了当。我们后来见到了老F的儿子，他在外面混着可能没意思了，就回家了，不干活，喜欢睡大觉、看电视和看武侠小说，还爱跟同伴骑上摩托车去转，老F看着儿子说：“走也恼火，回也恼火”。X村人又是怎么评价F子的呢？他们说：“有本事就去骗外边人了，没本事才骗自家人。”

“这是个典型的“杀马特”，绝望－自卑－残忍，对至亲父母尚且如此狠心，遑论他人。

“汶川地震时，我看报纸上有篇文章，一位父亲写给志愿者女儿的，说你看到那么多人无辜丧生家破人亡而自己还好好活着，会有罪恶感。我当时很不理解，不论地震是天灾还是人祸，与这小女孩儿何干？可我自己到了农村后，恰恰也有了同样的罪恶感，在绝望的“没有活路”（当地人语）的村民们面前，我表面上的经济保障和看不见的精神希望，竟然成了某种“罪恶”，虽然我没干任何“坏事”，可我的存在本身（貌似不劳而获吃穿不愁），对他们就是一种“伤害”。离开时，我是“做贼心虚”“落荒而逃”。所以，我明白了为什么发达国家文明社会“富人”要让利，制度设计要考虑甚至倾向“穷人”的利益，“富人”“智者”必须对人类群体有更多的担当，哪怕只为了自己“小清新”的后代着想，今天“杀马特”们走投无路忍无可忍，明天就会破罐子破摔天下大乱。同理，美国英国“小清新”们的父辈也必须插手中国朝鲜“杀马特”的问题......”

文冠果儿女士的见闻感慨，情思兼备，联系这些年来载于媒体网络或日常言谈间的大小人祸，读来令人心酸。尤其是她谈到自己无端而至，无法摆脱的“罪恶感”，其间绝无矫情，而是发自内心。这种对他人不幸——有时更延伸到那些被圈养，被贩卖，随时被当场宰杀的猫，狗等灵性小动物身上——的同情，女性往往有更为真切直观的感受。在这个坚硬如巨崖山石，冷漠到“与邻为壑”的国家里，这种自然素朴的善良情感，是多么的难得而易失啊。

同时，果儿女士还为我们描述了大陆农村的惨淡景象。暴政制造贫困，贫困孕育暴民，我们已经可以隐约闻到再一轮的“共产革命”的硝烟气息。与小集团政治精英所垄断的独裁政权相配合的，往往是民粹主义，尤其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标榜的共产主义，往往需要无知无识，无产无耻的“人民”来做统治的幌子和合法性背书。可是对精英主义，独裁统治的反拨，似乎必然以民粹主义为归宿？却又未必。毛当年说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结果不是把整个国家都拖入“阶级斗争”的深渊吗？高层斗争与镇压虽然残酷，至少还有人民大会堂来掩饰，到了底层，因为生存资源和思想资源的匮乏，价值观念的扭曲，往往是亲亲相仇。即便是四十多年前的大饥荒，人相食的人间惨剧，不也是发生在那些最贫困最边缘的地方？包括我们几年来习见的传销，养老，析产等等导致的家庭悲剧，不也多发生在这些看不到希望的人们中间？

所以果儿女士点得好：没有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对话，沟通，和解，包括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也包括文化上的，那么社会就失去了稳定的调节阀，结果只有酝酿新一轮的暴力交替。而且底层的互害和暴力激荡，将更加残酷，触目惊心。

之前有一本著名的小书，讨论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这本书是20世纪初驰名世界的德国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桑巴特的代表作之一。是“美国例外论”这个领域的开山之作，同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并为“美国学”研究的经典之作。书里谈到，一方面，美国的政治制度（主要指普选制和宪政民主）和企业制度（主要指计件工资和利益分享）促进了美国工人对美国资本主义持善意态度的观点，得到了后继者的发扬；另一方面，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高于欧洲大陆工人从而安于现状、不再倾向社会革命的观点（事实上，当代的美国工会本身已经成为官僚主义和既得利益集团的象征，也拖着美国向民主党的左派大政府路线转向），得到了社会的强烈反响。无论如何，只要涉及美国例外论的讨论，就必须向本书寻找思想资源。

对于美国的开放带来了包容，带来了社会的普遍富足与动态稳定的原由，我们可以在学术上讨论得很复杂，也可以很简单：因为中产阶层的存在；因为工会的强大；因为美国的精英阶层总是善于及时的吸纳草根阶层，少数族裔群体的人才和文化。比如奥巴马，比如爵士，比如说唱，同时回馈给社会特别是底层社会财富与关爱。这种有意识的阶层与文化流动，这种多元化，多主体的良性自由互动，可以溯源到美国从建国伊始便走的平民主义路线。以自由民主的建国制度立宪精神来范导人心礼俗，以市场自由竞争来鼓励创新和投资，使得社会始终充满活力，在做大蛋糕的同时，能够保证分蛋糕的相对公平。不至于像中国大陆一潭死水，资源匮乏，环境崩溃，创造力衰竭，演化成另一种意义上的大饥荒和人相食，在绝望中暗藏惊天巨澜。

问题正在于：十九世纪盛行的，观察美国何以没有产生共产革命的“美国例外论”，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竟然悲剧性的演化成了何以中国没有产生民主革命的“中国例外论”。即当年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政治和社会文明，今天已经走向全世界，不单在东欧和前苏联结束了共产专制，而且在中东北非开始取代保守封闭复古的神权政治和个人独裁。偏偏是在中国，在年复一年的两会表演中，在“五不搞”和“三绝不”中，依然到处盛行着专制的胜景。可悲的是，多少局内人，旁观者对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就需要我们给以更多的批判性的反思，同时又不限于此。谈到反思，其实我们从不缺乏进行深刻反思的智者和勇者，而其背后，同样有一颗与黎民同悲欢命运的仁心。如何清涟女士（又一位令人尊敬的女士），在《中国的贪官越来越安全》里谈到：

“从2012年7月开始，“特赦腐败”论在中国大行其道。此论由《潜规则》一书的作者吴思率先提出，此后被中纪委官员、中共党内反腐专家李永忠当作至宝，并发展成一整套“理论”。李永忠的理论是：“不反腐败要亡党亡国，腐败反不好也要亡党亡国。前者已成常识，故绝大多数人知道；后者不易理解，故只有少数人最先明白。少数查处腐败案件的一线指战员，最先在实践中施行有条件赦免；少数专门研究反腐败的专家学者，最早在研究中探讨论证有条件赦免。”

“李提出“有条件赦免腐败”，以此来“解决三十多年巨大的腐败存量和呆帐”。所谓“腐败存量与呆帐”，指的是已经发生的贪污腐败。他的意思说白了，是因为中国大陆官场无官不贪，如果要认真反腐，一定影响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导致亡党，因此只有不追究为上。至于“有条件赦免”的所谓“条件”，就是由中共自己来定规则，纯属唬弄老百姓。中共的政治体制最大的特点就是三个垄断：垄断权力、垄断资源、垄断话语权。在这三个垄断之下，中共各级政府几乎不受任何外在监督，为所欲为。如今的特赦腐败论，只会让官员觉得腐败受到党的保护，只会使腐败变本加厉。

“除了反腐之外，习另一个更重要的谈话主题就是反覆强调“三个自信”，即对中共通过“走社会主义道路”建成的政治体制拥有“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坚称决不学习苏联的戈巴契夫，决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种政治姿态，使习的反腐大业根本不可能成功，因为这一政治体制度既是官员们利用权力寻租的根本，也是保证腐败官员不受惩罚的制度保证。在习的反腐讲话中，最重要的一段就是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但因习反覆强调要坚持一党专制，这“笼子”之说就让人产生疑问：因为就反腐败的制度设置来说，中共每一级党委都有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各级政府设有监察部、检察院、反贪局、预防腐败局等等。但就在叠床架屋的反腐机构监管之下，中国的贪污腐败越来越严重。例如在国际透明组织发表的《2012年清廉印象指数》报告中，共有176个被评比的国家和地区，中国大陆得39分，排在第80位，比2011年的75分有所下滑。

“其间原因很清楚，中国那“制度笼子”的钥匙在中共自个手中，这叫同体监督。在同体监督的情形下，“制度笼子”的门半开半合，栅栏缝隙也很宽，所有腐败行为能够肆行无阻。如果还坚持旧制，不把笼子的钥匙交出来，即将选举权、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结社集会自由等各项政治权利还给人民，再通过民选产生的监督机构（如议会）来监督权力的行使，中共是无法将权力关进笼子的。”

理解最是不易，文字最是无力。言为心声，很多时候我们发声，不过给自己一点慰藉，或一个透气的出口。至于费希特说：不单只是要知道，而且要按照你所知道的去作，这就是人类的使命。正是这个内在的呼声，才对我心灵的视野展示了通往辽大世界的远景——这是另一种较高的期待了。然而人生若要有为，终究是要迈向更深一点的境界。理想见于行事，亦成于行事。

现在全球经济化背景下，中国的问题绝不可能如习近平设想的那样被限制在国境线之内，简单一句“不输出革命，不折腾他国”，已经无法掩饰，更无法阻遏中国问题蔓延到整个世界。所以果儿女士看得很准：共产制度在大陆的孑遗和壮大，正在威胁整个世界的和平。若是今天的民主世界还是得过且过，看着眼前的利益，效法当年英法美等国对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的绥靖政策，那么日后的红祸，恐怕非但要淹没我们自己，还将汹涌而至，吞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净土。

那么我们是否还有未来？人之为人，就在于无论任何环境之下，其不息的抗争精神和创造欲。从蛮荒中走出路来，在短短六千年里开创出一个虽然黑暗但终究辉煌的人类社会及其文明，身为其中一员，我们又何必妄自菲薄？不屈从于看似顽固，无可更改的现实，正是我们高于地球上其他遵循本能，千古如一的生物的地方。同样在《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文后，浪琴浪琴浪琴先生提出他一贯的主张，让我们在危机中看到转机，那么，就让我们以这段评论来结束本文，来见证“中国例外论”的破产：

“经济上的贫困，本质来自于政治权利的贫困。

国家的悲剧就在于，长期的洗脑教育和宣传使社会无法实践和习得民主，而对极权的一再忍让使得国家机器能够持续顺利的坚持洗脑教育和宣传。

不过这种情况终究会走到尽头。从政治上来说，货币超发迟早会酝酿出经济危机，而雾霾天气和地下水污染等环境危机会加速经济危机到来。因为对于中央极权来说，治理经济没有什么好办法（与之对应的是民主社会，人们自行作出决定，并自愿承担责任），如果简单的关闭污染企业，会造成失业引发动荡，如果放任环境恶化，无法交代，如果投入资金－－没那么多资金而且都已经超发了，如果只把资金投入效率低下的国企，没办法解决民企的问题并加剧不公，如果制定惩罚措施，一个上层建筑只知道践踏规则的社会根本就没人愿意遵守规则。

良好的解决之道包括经济上合理的运用资金，如国家层面的减税和合理使用税收，社会资金的良好流动（破除金融垄断）。政治上让人们经过台面上的博弈做出有利于各方的决定，毕竟没有人愿意生活在被污染的环境，饮用被污染的水和长期食用有毒食品。

我确信，这不是专制的政府能够完成的事。固化的社会阶层也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大环境，而一次经济危机的到来同时也会是一场破冰之旅。”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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