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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有人居住的乡村，已经见不到一块清澈的池塘。在苏南近郊的农村，本地农民都已经不种地了，他们把土地租给外地的农民，收一部分地租，自己在就近的工厂打工、或者在街上的店面做生意，然后就是静等政府拆迁的机会再捞一把。而那些外地来的农民，就在田埂上搭一个棚子，从村里拉一根电线过来，唯一的娱乐就是看电视。每几个棚户会打一口井，这里的地下水位高，有专业的钻井公司，打一口直径刚好一人腰围粗的水井很便宜。离水井几米之外就是池塘和小河，但塘边和河道里飘满了白色垃圾，水是黑绿色的。
我观察到：整捆的新鲜蔬菜在臭水池塘里浸泡得沉甸甸的，菜贩子来了就被装车送到城市里。灌溉那些大棚的水泵就是从河道里抽水的，不知道土壤的自我净化能力是否可以让我们吃到无害的蔬菜？
不止是农村，在城市郊区也有些自发形成的居住区，他们被市政部门边缘化了。成堆的垃圾无人来清理，都填在山坡边和水塘里。电线拉进来的成本是低廉的，一个简单的天线就可以看电视，但自来水肯定不通，只能靠打井。随着地下水位越来越低，只有靠水泵才能从很深的井底抽水上来。有一年，我去那样的地方过春节，结果水泵坏了，那几天找不到人修，不得不去提池塘里的水吃。第一天我还没觉察，第二天早上刷牙的时候，我发现杯子里面有白色透明状的水蛭在游动，差点没把肚子里的东西全吐光，这种虫子是只有在富营养化的水质中才能生存的。
政府是热衷于搞新农村，把人都集中起来生活，垃圾就有人处理了。这个想法是好的，但这个速度远远跟不上乡村垃圾的制造速度。这并不是说在我们小时候，农村没有那么多人。恰恰相反，小时候在农村生活的人口更密集，现在那种几百、上千户的村大队都难得看到了。那为何我们童年会是山清水秀的呢？
因为工业化，我们在生活中使用大量的塑料、泡沫等不可降解的材料，这个生活习惯从城市蔓延至乡村，然而在农村又并没有引入城市这样的环卫管理系统，由此经年累月地积攒下来，农村垃圾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了。政府再继续无视这个问题，正如文章开头所说，这损害的并不仅仅是乡村的利益，随着那整车的蔬菜送到市民的餐桌上，每个人都已经是受害者。当然，这不包括享受特供食品的一小撮人。
然而，城市垃圾处理也是存在很大问题的。比如我们住的这个小区，应当算是当地较高端的小区了，垃圾桶居然没有干湿垃圾的分类。虽然我们在自己家里用了两个桶，把垃圾分得好好的，但小区里的大桶就只有一种，等于我们白分了。我妻子向物业公司投诉了好多次，也是没人来理会。
那天，我和妻子在田间地头争论这个问题，她自小在这方面就比我有着更强烈的意识。比如，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她在生活中，就会把所有的废旧电池集中到一起，当时找不到专门集中电池的地方，她就一直存放在家里。包括用坏的荧光灯泡、过期的药品，她绝对不会图自己方便，随便扔到小区里的垃圾桶里。
我对她说：农村垃圾很容易解决，只要村里指定一个堆放垃圾的地方，然后政府定期派环卫车来拉走就行了。然而妻子说：不止这么简单。应该从源头上抓起，农村更要教育村民进行垃圾分类。农村和城市不一样，那些可以降解的湿垃圾，是用不着运走的，就像我们小时候一样，说难听点，一堆大便，只要用土盖一下，也就没事了。如果所有垃圾都来运走，这样运输和处理的代价太大，是不现实的。但如果农民一开始就只把不可降解的垃圾放到指定地点，那样政府来收的垃圾就少多了。
我一开始都没听进她的话，不耐烦地说：连城市里的人，让他们分类都做不到，何谈农民？我妻子是来自农村的，她马上纠正我：其实，农民才是最纯朴的。他们只是没这个概念，如果有人告诉他们，他们一定会照着做的。我说：主要是村干部没有动力，他们才懒得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妻子说：一方面，村干部没有动力，但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连村干部也没有这个概念。这主要是政府的责任，你想想，我们这个国家，如果都像宣传计划生育那样的搞法，还有什么概念不能一夜之间就深入人心呢？
是啊，对环境的不够重视，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现在大城市还好一点，但只要去小县城里，或者像武汉这种市民化、观念落后的城市，使用一次性塑料袋、塑料碗、杯子、筷子的比例是惊人的。因为那些东西带来了方便，成本又极其低廉。但这又不能怪市民，人都是首先为自己考虑、趋利避害的，所以才需要管理。政府为什么不从源头上抓，为什么还要放纵这么多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生产企业开足马力的营利呢？难道真的就只是为了就业问题吗？解决就业就非得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吗？
这次春节我回到老家，我曾经痛恨当地的那家上市药业公司，多少年来，它向长江里排放了数不清的毒水。但那些股东、证券公司、监管机构、政府都睁一眼闭一眼，甚至连普通散户也只要看见自己买的股票飘红就行了，谁会去管这家企业有多么不道德呢？现在听说，这家企业终于顶不住压力了，向长江排废水目标太大了，因为听说长江是国家环保局的治污重点。但地方政府想了个高招，新的厂房从江边迁移到山里，听起来有点像当年毛主席避战时期三线工厂的味道。但有一点是不用质疑的，这家工厂将继续排放毒水，只是要排到山里的水库里，我知道又有一大批弱势群体要遭殃了，但他们永远斗不过资本家和地方政府那些人的，除非请行政诉讼第一人来打官司。国外的资本家也好不到那里去，他们的国家有利害的选民，想开这些工厂是休想，只能牺牲发展中国家的民众了，人是多么自私啊，发达国家的人又能好到哪里去？
人类的私心是想尽量把坏的或者恶的事情转嫁给别人。比如长江边的工厂搬到山里面，千万别误以为新工厂已经解决了污染问题，如果真的解决了，其实工厂也用不着搬了；科技再进步，西方发达国家也不能解决工业化中的环境问题，否则那些西药半成品的工厂就不会大量跑到中国来了。但人类这是在作茧自缚，富人把这些问题就算暂时转嫁给穷人，只是让他自己侥幸此生免受其害，但保不了他的子孙后代不会深受其害。因为我们毕竟只有一个地球，还有那些排放到大气中的大量温室气体，在任何一个国家排放其实都是一个样的，南极的冰山照样会融化、喜马拉雅的雪线和海平面都一样在快速上升。
棚户前一个可爱的孩子骑在老母鸡身上玩，孩子们总是能找到简单的快乐，引得我哈哈大笑。一个眼帘通红的老者刚好掀开帘子出来，我和他聊起来，他说他今年八十四岁了。我问他觉得哪个时代最好，他说：都差不多。毛泽东时代早些年还是可以的，但五八年开始那几年，饿死了很多人；邓小平刚搞农村承包到户的时候，还有些奔头，但后来税太重了，乡干部开始横征暴敛；近几年不收农民税了，但现在种地一样只够糊个口。因为化肥、农药太贵了。
老人耳朵有点背，我要喊着跟他说话，他还说：现在天气变暖和了，害虫多了，所以种菜用农药特别多，否则就被虫子吃光了。是啊，谁说今年是千年极寒什么的，简直是乱讲。小时候，长江沿岸地区，一到冬天，屋檐下挂着长长的冰凌。自打我长大之后，就再也没见过这样的场景了。地球的确是在一天天变暖，而且变暖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妻子欣喜地看着那两个玩得不亦乐乎的小孩，玩笑地说：我们干脆把儿子寄放到这里住段时间，让他领教一下什么是艰苦。我说：不是我怕孩子吃苦，而是恐怕要日夜担心他的安全了。你看！我指着离那孩子一米远处的水井，露出地面的水泥管才到了孩子的腰部。一不小心掉下去怎么办？那管子那么细，不似从前的水井，人还能在水里翻个身什么的。
我观察到一个细节，我儿子和几个当地的小朋友一起到树林里玩，刚好遇见种葡萄的河南农民的两个小孩，我让他们一起玩。结果一个带头的孩子说了一句："别理他们，他们是外地的小孩。"但我还是让儿子主动去接近那两个小孩，但那两个孩子很害怕，转身就往家里跑去。后来一下午，我看见本地人的几个孩子一直在田间的这头玩，而外地农民的孩子就只敢围在大人身边，他父亲正在田里混汗如雨地锄地，而本地人在屋里架起麻将桌子打牌。我在上海也见过这样的场景，上海人让自己的孩子不要和乡下孩子来往。城市人看不起乡下人，本地人瞧不起外地人，这是一种多么深的隔阂啊。我发现人们在经济上就算富裕了，但掩盖不住他们心灵上的贫瘠，正像对城市和农村环境问题的治理，从根源上需要民众在精神上的富足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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